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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青瓷历史沿革

时间:2014-04-17 15:44:24  来源:龙泉青瓷网(老版本)  作者:佚名
南朝,龙泉劳动人民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婺窑、瓯窑的制窑经验,开始烧制青瓷。1976年,龙泉查田下堡村出土“永初元年”(420)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此为龙泉青瓷的初期阶段作品。此时的龙泉窑业规模不大,操作简单,制作粗糙,产品主要在当地销售。

  唐至五代时期,龙泉的金村,琉田(即大窑)、黄坛(时属龙泉,今属庆元)等地制窑业已初具规模,但质量仍较低下。

  五代末至元宋。龙泉制窑业受瓯窑和婺州窑影响益加明显,窑业已有较大发展,分布于大窑、金村、大白岸、安福、溪口等地,仅大窑(琉田)村就发现北宋中后期窑址12处。金村窑址最下层为北宋早期产品,皆淡青色釉青瓷,胎壁薄而坚硬,质地细腻,釉呈现淡淡的灰白色,透明光亮。五代至北宋以烧制民间用瓷为主,产品除日用碗、盘、壶、钵等外,尚有作为冥器用的多管瓶。但也有部分上等瓷器被征为贡品,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谓:“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出于此”。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兼任龙泉窑务,足见龙泉瓷业已引起朝廷的关注。元衤右 时,处州知州关景晖号令大溪沿途各县民众治理河道,元衤右 七年(1092)七月至十二月,龙泉至青田的大溪,大规模疏浚整治险滩,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青瓷沿大溪由南区向东区扩展延伸,为龙泉青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矗

  南宋,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外贸,青瓷为外贸重点物品,加之北方一些名窑遭战争破坏或为金统治者所占,越窑、婺窑、瓯窑又相继衰落,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大量瓷器仅靠龙泉等地供给,因之龙泉进入鼎盛阶段,沿龙泉溪两岸新的制瓷制坊大量涌现,瓷品质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窑场达260多处,遍布县境南区和东区沿溪一带。窑场最多最密,产品质量最优为大窑、金村与查田溪口一带,仅大窑村周围已发现南宋窑场28处,大窑村后至今有土名“官厂”地,民间传当时有“京官”驻此监造宫廷用瓷。金村有窑址16处,溪口村有13处,县城东自梧桐口村沿大溪至武溪村40余公里,几乎有村落处皆有窑址。青瓷产品远销国内外,并为宫廷烧制专用瓷。

  元代,国家统一,国内经济文化和贸易都有发展,龙泉青瓷的国内销售范围北达内蒙,西抵新疆、南至西沙群岛。其时政府又重视外贸,龙泉青瓷列为外贸重要商品,通过温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大量销往欧亚各国,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品品种增多,器型增大。从韩国新安沉船及非洲发掘证明,此时龙泉青瓷外销量比宋时大幅度增加,龙泉瓷窑发展到330多处,大窑村仍为龙泉窑系中工艺造诣最高之地,是龙泉窑的支柱和骨干。在东区上严儿等村的元代窑址,还发现仿“哥窑”产品。从元大都遗址发现元代龙泉青瓷和琉田(大窑村)、绿 、源口、安仁口等窑址的元代残器釉下刻划纹饰中,有元代官办或半官办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但元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规定“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野蛮暴虐的统治,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严重影响着青瓷的生产,大批劳动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大窑的元代窑址里,曾发现一个青瓷洗,口沿上刻“万水千山望你归,待归后清河济苦也个”正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历史见证。残暴的统治逼民造反,元至元十五年(1278),龙泉张三八继青田季文龙之后,聚众二万,在龙泉、庆元、云和一带造反,杀死庆元县达鲁花赤;至正十二至十七年(1352―1357)间红巾军屡克龙泉。战火兵燹,社会动乱,百姓无以安居乐业,影响青瓷生产,此时青瓷器产量虽多,但胎骨逐渐增厚且较粗糙,多数瓷窑在坯体成型以后未经很好修整,釉层减薄,器品釉色青中泛黄,造型也不及以前优美。

  明代,前期龙泉瓷窑仍烧制部分宫廷用瓷,精品价高,由宫廷直接运走,“县官未尝见也。”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制”。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1436―1449)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收藏。成化、弘治(1465―1505)以后,青花瓷兴起,加之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海盗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为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宗主国地位,以朝贡和回赐方式进行政府间交易,青瓷外销量锐减。同时,明王朝仍对微利的瓷业课税不减,嘉靖《浙江通志》载:“……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简陋利微,而课税不减,民甚病焉。”致使大窑村、金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孙坑村范氏窑多仿古器,但质料粗,釉带黄色或梅子绿。全县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场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八都、瀑云埠头村,及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清光绪、宣统年间孙坑范祖绐、祖裘兄弟制仿古青瓷,坚持至民国初期。盛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败落凋零。但青瓷的气脉,在龙泉大地上始终未断,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艺人总在孜孜地倡举和密传技艺。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青瓷,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而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窑艺人开始研制仿造青瓷。县城廖献忠(清秀才)首谋仿古,制品几可乱真,宝溪乡陈佐汉、张高礼、张高乐、李君义、龚庆芳、龚庆靖、龚庆平兄弟,八都吴兰亭、吴庆麟、蒋建寅、黄观光,木岱口徐子聪等亦仿制古青瓷。民国34年,陈佐汉曾将仿古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获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匾。民国33年10月14日,宝溪乡乡长陈佐汉以宝溪乡公所名义,向龙泉县政府呈报要求拨款建造德式窑炉烧制青瓷。县政府转报浙江省建设厅,省厅以“所需经费应由县设法筹备”作复。因经费无从解决,是项计划落空。陈佐汉还遍访龙泉浦城各地,将民间发掘收藏之古龙泉青瓷器绘图100余幅,集成《古龙泉窑宝物图录》存世。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1950年陈又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送往苏联,此时宝溪乡和青溪孙坑村一带民间窑石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但人数不多,工艺落后,成品率低,釉色优劣不稳。

  民国三十三年(1944)龙泉县长徐渊若著《哥窑与弟窑》称:“……大约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前后,德教士奔德购地垦种,发现古瓷,流传国外,始引起各方注意。光绪二十八年(1902)小梅吴井兰、城区廖献忠等,至大窑发动村民,采掘一种钢筋炉(鬲炉),终在叶坞底掘出,由吴井兰购去,村民方知地下埋有此贵重之古物。继在村内大堂后踊跃发掘,深入山地数十丈,掘出古物多种,并发现古庙址一所,……至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古玩商日人天野静之,首来大窑收购,侧重于钢筋炉及小件瓷器。继之有日人松田元哲来购。至宣统二年(1910),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人行原始平至大窑,嗣后年必数次,首尾十余年,至则必住月余,随带有参考书籍,据称钢筋炉形式奇妙,质料细纯,适于装饰,脱手较易。行原曾在大窑与村民合作发掘,遇有未成熟之瓷坯,即加以复窑;破碎者加以修整。又倡导加彩之可贵,是以钢筋炉及加彩品,均一经品题,声价十倍。

  民初奉令开垦墓园,发现古瓷,遂有多人到处寻掘古墓。其出品则有鬲炉、鼎炉、八卦鼓钉、凸花牡丹炉、及凤耳瓶、鲤鱼瓶、凸花瓶、龙虎瓶、五德壶(五管瓶)等,及后江苏松江胡协记,上海周黄生、江西沈翰屏、福州方振远、宁波周奎龄、葛文慰,永嘉王绍埭等客商,相继前来采购,知事杨毓奇亦亲往巡视;掘地发墓者益众。民十六(1927)年,美人洪罗道来收罗名瓷,履勘发掘地址,且将各类瓷器摄影留念;德国亦有领事至大窑拍摄采掘地点;法人某由松阳天主堂介绍前来,专集碎片,成箱运往法国;日人尚有九井等相继而来。大窑已渐成世界考究哥窑之圣地。

  溪口、墩头方面之哥窑,过去无人注意,至民间二十八年十月间,有江西客商章九堤、王少泉等前来采购,始认真开掘,遂知有铁骨、铁沙底、铜边、铁足等区别,……溪口之旧窑址,上层均系普通之龙泉窑,三十年来,更发掘而下,始发现现时之薄胎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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