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韵绕九州,一剑传千古。” 龙泉因剑而得名,凭瓷而生辉。据出土文物证明,新石器时代,龙泉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东晋太宁元年(323),建置龙渊乡;唐武德三年(620),因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乡为龙泉乡;唐乾元二年(759)置县;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龙泉市”。这里群山延绵,林木葱郁,瓷石等矿产资源丰富,又是瓯江的发源地,素有“瓯婺入闽通衢”、“驿马要道,商旅咽喉”之称。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便利的水陆运输条件。龙泉劳动人民利用了这些优越的自然资源,烧制出驰名中外的龙泉青瓷。 国际著名陶瓷学家、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会长三上次男博士谓:“中国……经过10世纪前期的一代以至宋朝(公元960~1279),社会安定了下来,于是就迎来了陶瓷生产在量和质方面都飞跃发展的时期。从此,世界上生产的陶瓷之中,就出现了品质最佳和最美的产品。具体地说,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移到浙江省的龙泉。”(《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胡德芬译本)。古陶瓷研究泰斗冯先铭先生在《古陶瓷鉴赏》和《中国陶瓷史》等书中写道:“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历史之悠久罕有能与之伦比……”。 南朝 据现代《龙泉县志・第九编》记载:龙泉烧制青瓷之源可上溯南朝。当时,由于受越窑、婺窑、瓯窑制瓷业的影响,龙泉人开始烧制青瓷。所制青瓷产品胎质粗,胎体厚,釉层簿,釉色灰黄。1976年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永初元年”(420)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件青瓷,皆灰胎青黄釉,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 北宋 经五代至北宋时,龙泉青瓷已初具规模,北宋中晚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始形成独特的风格。产品质地细腻,胎体变薄,釉色青黄,釉层较簿,造型规整,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 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素有“紫口铁足”之称的“哥窑”产品烧制成功,使“哥窑”跻身于宋代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第二位。产品“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釉面纹片有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膳血纹、百圾碎等,其精品被宫廷所垄断。“弟窑”又称“龙泉窑”。瓷品“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胜似翡翠。”釉色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豆青、灰黄、淡兰等,其中湿润如玉的粉青、梅子青把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推到了顶峰,集中体现了龙泉窑烧造历史上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著名青瓷研究专家李刚先生主编的《青瓷风韵》一书中写道:“汝窑乳浊釉制作技术输入南方所结果实最为丰硕的就是在烧瓷条件极为优越的龙泉,从此以后,龙泉窑便以粉青和梅子青釉瓷器闻名于世。”南宋时,龙泉窑不仅为民窑之巨擘,而且南宋宫廷富,有碗、瓶、盘、壶、罐、渣斗、盆、碟、盏、投壶、水盂、笔筒、水注、炉等。据清光绪《龙泉县志・卷一》记载:“哥窑器中可人清赏、供文房之用者有:哥窑瓶、三山五山笔格、彝炉、乳炉、八角把杯、蟠螭镇纸、瓷印、方印色池、八角委角印色池、方圆壶、立瓜卧壶、双桃水注、双莲房水注、牧童卧牛水注、笔格内储水作注;水中丞有瓮肚圆式、钵盂式、低度棱肚式;笔洗有元洗、葵花洗、磬口洗、元肚洗、四卷荷叶洗、卷口蔗段洗、长方洗。龙泉窑有:细花水中丞,笔洗有双鱼洗、菊花瓣洗、钵盂洗、百折洗。俱极精工,为世所贵。” 元代 青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通过古窑址考证,当时龙泉境内瓷窑已发展到350多处。产品品种增多,器型增大,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荷叶盖罐、环耳瓶、菱口盘、凤尾樽、高足杯等。除了大量的民窑外,已有部分官办或半官办窑场,烧制供奉朝廷器皿。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层减薄,器品釉色由粉青、梅子青转为略呈黄色的豆青,釉质由润变亮,装饰技法上有印花、贴花、点彩、堆花、划花、镂刻等。 明清 龙泉窑由盛转衰。大明《宪宗实录》记载,明早期龙泉窑承担了大量的宫廷用瓷烧制任务。因此,明早期的产品制作规整,刻花继承了元代风格,有的还双面刻花,也非常精美。中晚期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窑数减至160多处。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只正统年间(1436―1449)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国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现代《龙泉县志・第九编》记载:清初窑场所剩无几。清中叶,仅剩南窖、瀑云埠头村、青溪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逐渐衰落。 民国 随着洋人入侵,外商涌至,曾掀起了一场仿古青瓷热。《龙泉文史资料・第五辑》记载:民国初期,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国内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间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古青瓷。时有县城廖献忠、宝溪乡陈佐汉、张高礼、李君义等。民国24年(1935年),陈佐汉曾将仿制弟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 ”等70余件邮寄国民政府实业部请功,获蒋介石题赠“艺精陶仿”匾。为庆祝斯大林70寿诞,1950年陈又将“云鹤盘”等3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运住苏联。此时宝溪一带民间窑厂里虽能仿制古龙泉青瓷,但人数不多,工艺落后,成品率极低,釉色优劣不稳。龙泉馆藏民国档案记载: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在龙泉八都正式成立了青瓷改进研究会,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在龙泉岱洋正式成立了龙泉县青瓷职业工会。民国期间曾任龙泉县县长的徐渊若在《哥窑与弟窑》一书中也写道:“民初,龙泉人蔡龄于宫头村设立瓷业工场,聘请景德技师,出品精美,荷兰人争相订购。邑人廖献忠首谋仿贴,几可论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 龙泉馆藏民国档案记载:“县长梁孝骐出乡巡视工作报告《观感》述:本县瓷器有光荣历史,宋时及负盛名,惜今湮没,现在八都、岱洋、宝溪等乡镇尚有瓷窑约四十所。余曾便道前往参观,觉其瓷土优良,一切先天条件皆优于江西,惟设备太陋,规模简单,不宜发展。” 建国至今 龙泉青瓷开始恢复生产,重放光彩,再度辉煌。1959年,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组成阵容强大的科研班子,对龙泉青瓷进行了全面的恢复工作,濒于失传的龙泉青瓷制作工艺得以复苏。《龙泉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记载:“1959年成立了青瓷大车间,国家轻工业部和浙江轻工业厅组织12个单位和领导来厂作指导,为北京烧制国庆用瓷和礼品瓷。”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龙泉青瓷很快走上发展创新之路。制釉上,成功研究了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未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青瓷产品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和收藏。今天,龙泉青瓷企业已达130多家,年产值达2亿多,从业人员3000多人,产品远销五大洲。 在龙泉青瓷身上,我们看到了:龙泉青瓷的兴衰史,也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它书写着的是一部多灾多难但又不屈不挠的精神史。龙泉青瓷在南宋兴盛,反映外敌入侵后宋朝的南迁和中国文化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晚明和清代的衰落,就是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和面对欧洲文明相对弱化的一个标志;在近代历数百年衰微而奄奄一息的龙泉青瓷,则像中华文明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受尽凌辱一般;建国后的恢复直至今天的繁荣不正是中华儿女面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所展现出的不屈不饶、发奋图强、迎难而上、勇于开拓的民族精神吗? 龙泉青瓷,中国瓷器史上一颗闪烁的“瓷国明珠”,中国文化历史发展重要的载体――2006年被入选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龙泉市档案局对此高度重视,已开始抢救、保护龙泉纸质青瓷档案,着手征集并组织工作人员对残缺破损的青瓷档案进行鉴定、整理、修表,以挖掘、弘扬龙泉青瓷文化,提升档案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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