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看龙泉官窑

         刘新园(江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研究员)：我觉得这次来这儿有三个重要收获：一、过去文献关于处州官窑有“数少在饶、处等地烧造，数多则在京师自置窑烧造”的记载，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段文献就蛮有感慨，我认为当时很可能指令是这么下的，但实际情况不可能，因为古代的窑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很强。京师有没有瓷土，有没有窑材，水源情况怎么样？所以读这段文献的时候就心有所感，所以无论数量多还是数量少我认为都是在饶州或处州烧造的。除了古代窑场的兴建对地理环境、地理条件的严重依赖这个前提外，还有至今我们没有在南京也就是当时的京师发现烧瓷器的窑址，顶多就是聚宝山发现的温度很低的烧琉璃的窑址，但永乐时候宝塔上的砖也是景德镇烧的。所以我对“数少在饶、处等地烧造，数多则在京师自置窑烧造”这段文献的理解，我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无论数多或数少都是在景德镇或处州烧造的。 熟读《大明会典》、《明实录》的人都知道，这次的发现填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献就这么空空洞洞的讲了一句，而且还讲的不够稳定，现在看起来真正在处州烧造的全貌告诉我们了，70公分的大盘子，墩子碗之类就是在处州烧造的。这次处州官窑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明初官窑的全貌。 确定这批遗物是在明朝中央王朝指挥下在龙泉烧造的。这批瓷片是叶馆长从市场上收集来的，昨天去看了大窑，也是大窑生产的，那么大窑自身是不是官窑生产的地点，这批瓷器是不是明官窑的遗物？之前也是值得置疑的，那么现在怎么证明呢？我认为可以根据景德镇官窑来类比证实。在1982年，景德镇发现永乐、宣德官窑遗址，它都是有文献记载的，地点是清楚的，是大明御窑厂的范围之内，很明确。那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官窑的，是御窑的埋藏物。我们发现这些遗物有三个内容：1、次品，或者变形了，或者颜色不好了，永乐时期官窑的选择*强，要求高，生产的瓷器有一点小毛病的就打掉了。2、试验品，这是传世品或遗物里找不到的，因为它还没有形成产品就被打碎，在试验阶段就已经抛弃了，将来沈岳明同志可以注意一下，将来还可能发现试验品。3、既不是次品也不是试验品，而在故宫博物院还看得到的，我这里也有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也打掉了，这就是贡余品。因为皇帝要的量是有的，他大概要十个，你生产一百个，为了保证质量，在一百个当中选十个，余下九十个全部砸碎。贡余品是将来你们的发掘工作中，还有这次的收藏中最有成效的一个类型。如果不是官窑，谁有资金，谁有资本把好好的瓷器打得粉碎，打不起啊，20公分的大盘子，70公分的大盘子，要多少劳动力，而且刻花那么好，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有一点点毛病就打掉，谁有这么阔气。因此，根据景德镇的发现与实际情况进行类比证明，现在的大窑和叶先生的发现，百分之百的是明朝官窑遗物，它填补了历史文献的不足，丰富了历史文献。这次发现的意义就在这里。 二、我们看到的这么多造型，特别是复原的大盘子等大器型，不是中国人大吃大喝用的东西，稍微了解西洋生活的话，这是根据伊斯兰人的生活习惯生产的瓷器。这和景德镇比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们把波斯的青花料拿过来换瓷器，同样，我们把处州龙泉青瓷做好了以后也输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是双利的，我们拿了人家的青花料，他们得了我们的瓷器。可见永乐皇帝非常重视伊斯兰市场，因为伊斯兰的物质很多是我们中国大陆没有的。 三、这么多的花纹品种不是民窑随心所意画的，而是北京我以前作过考证大概是在仁智殿里的画家设计的粉本。大家知道，永乐时期的绘画艺术与浙江是密切相关的，那个时候的画家主要是浙派画家，所谓浙派画实质上是南宋在浙江地区形成的一个画派。这个画派是为皇帝服务的。大概元朝有个变更，文人画占主导地位，到了明初，皇帝喜欢浙派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的蟋蟀罐上的画，花鸟画都是浙派画家的作品。假如不是浙派画家的东西，浙江又不生产荔枝，为什么会画荔枝呢，还有白果等等。尤其有趣的是，有一款盘子，还有莲托八吉祥，这是西藏文化在处州官窑青瓷上的反映，因为中国汉帝信仰的是显教，也就是禅宗佛教净土宗佛教，而这个图案是密教系统、藏地系统的。可见明朝广泛吸收各种文化，当时没有偏见，只要是好的东西，就吸收过来，所以把西藏的东西也做为我们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