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官窑”“新官窑”款识

     唐中期定窑的规模很大，少数精品瓷已不输于邢窑。在晚唐时，定窑已远远超越了邢窑，成为生产白瓷最大、质量最精的窑场，因而产生了带有“贡瓷”性质“官”“新官”款等白瓷。定窑“官”、“新官”以前有五代方出现的说法，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浙江临安同莹不同穴的夫妻并列墓之一钱宽墓（公元895年），出土17件“官”、“新官”款葵口碗、花口碗等白瓷；夫妻并列墓之二水邱氏墓（公元901年）出土三件“官”字款、十一件“新官”款白瓷，由于学术界至今未确定其窑口，更没有归入定窑。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时代

    一学者描述浙江临安夫妻墓白瓷时说：水邱氏墓与定窑相同点是时代相当、胎色白、胎质细腻、分量轻、釉白中闪黄、有刷纹，不同点是定窑器物有泪痕、唇口、玉璧底而水邱氏墓白瓷则没有。如果仅从这几点怀疑此墓葬白瓷非定窑，那恰恰肯定了这些白瓷为定窑，因晚唐五代时期，上等精细定窑白瓷大多没有泪痕，也没有唇口，此墓出土的白瓷器型也多为环足，圈足，不应为玉璧底。至于水邱氏墓出土白瓷大多仿金银器，故而更无唇口和玉璧底之说。而且洁白的胎质、细薄的胎骨、较高的玻化度及较好透光性，原料应为北方的高铝瓷土，其特征与晚唐五代定窑相同，而且当时也只有定窑能生产这种高档精细白瓷的能力。现今由于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尤其河北省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的出现，定窑遗址晚唐堆积层的挖掘情况也证实了“官”字款白瓷的存在。所以，“官”字款最迟在晚唐就已出现。

    唐朝“大盈库”从开元时期设置一直延至唐代末年，入奉“大盈库”的邢窑“盈”字款白瓷大多出现在盛唐时期，晚唐仍有少量发现，与大盈库设置时间相符。从目前情况分析，定窑“官”、“新官”与邢窑“盈”字款类贡瓷似乎存在一种承启关系。由于此时定窑的精致已经超越了邢窑，因此入奉宫廷的贡瓷由邢转定。而定窑之所以不沿用“盈”字款，是因为“盈”字款白瓷可理解成官窑，入皇帝私库。而“官”、“新官”款白瓷只作为普通上贡，御捡后还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缘故。

    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时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唐五代南北方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现今看来，大部分应属于定窑产品，甚至有学者说均为定窑产品，也极有这种可能。

    二.“官”“新官”字款含义

　传统意义的“官窑”是皇家自置自办直接管理专为宫廷服务的作坊，和“贡瓷”有本质区别。贡瓷是地方政府由下而上进贡的瓷器，即可作为土贡进献宫廷，也可作为高档产品参与社会流通，所以作为土贡的“官”、“新官”款白瓷，其瓷质甚至不比订烧的如“会稽”、“乔位”、“东宫”、“定州公用”等精致。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并不是传统意义供皇室专用的“官窑”产品，尤其出现在晚唐时期，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对其含义及出处，专家学者说法不一。有学者说官是“太官署”的简称，“太官署”自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沿用此部门，掌管宫中膳食之事，是该部门在各窑场定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其他窑口的瓷器也曾出现过诸如“官”、“新官”款之类的铭文。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虽说刻划纹饰及式样很多，但有几大特点可寻：

    1、制作精良，无论胎质、釉色、纹饰都是同时期定窑白瓷的上品。

    2、款式虽多但不复杂，同款式大小略有出入，但差异不大。所有款式均典雅端庄，颇有官府稳重大方之气。

    3，皇陵、塔基及一般贫民墓葬均有出土，甚至远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有出现，说明并不为皇家所垄断、官府之专用，御捡后甚至能参与市场商品的流通。

    4，数量巨大，仅定州这些年出土的“官”、“新官”款残片就有千余片之多，我一年就买了近百片。从庞大的出土数量，也说明此乃“官样”之意。即可作为贡品，也可作为官府用瓷，亦可用于高档商品参与社会流通。

    5，个别“官”、“新官”款产品质量粗劣，说明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而为之。同时也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图样的押记，管理并不严格，这也与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此类产品类似今日景德镇生产的“人民大会堂专用瓷”在市场上泛滥一样的道理。

    综上所述：“官”、“新官”款瓷器表明是官府定烧之器，非传统意义的官窑，只是“来样加工”具有精确的图样。.“新官”则表示是新款官样瓷，是继“官”字后的又一批图样，也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方式。刻在瓷器上的“官”、“新官”款无非是此类产品的“押记”，为区分、界定之用。

    三、官与新官的区别

    “官”、“新官”款白瓷从一出现，胎质细腻精致、釉层均匀柔和滋润、瓷化度高、器型规整稳重大方、部分胎体轻薄具良好透光性，均是当时之佳品。但“官”、“新官”款白瓷从整体来看还是有所区别，当把近百片“官”、“新官”款白瓷标本一起对比时，可发现“新官”大多釉色白中泛青或为极其温润、纯净的白色，显得更为精致、细腻、庄重。可见是在“官”字款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结果，所以“新官”应是晚于“官”出现的一批图样，这也符合当时行文的方式。

    从水邱氏夫妻墓入葬时间及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数目比例及器型上，也可以说明“新官”是继“官”后出现的图样，但其前后时间上差距并不大。虽说“新官”较“官”字出土的标本数量少，但“新官”似乎不是一批图样，甚至前后几次图样。在书写方式上，“官”字款千差万别可谓龙飞凤舞，极尽洒脱飘逸，但不乏书写功底。“新官”的书写则规整、拘谨，少有草书之意，虽说跨越时代较长，但似一人之写。曾与妻子笑谈：“新官”图样中也许规定了“新官”的写法。

    四、消亡的历史原因

    “官”、“新官”款白瓷出现应在晚唐经五代至北宋早期，从大量出土实物及遗址残片也符合此阶段定窑的所有特征。定窑遗址出土的“官”、“新官”残片，均在北镇，涧磁村，燕川村则未发现。器型以仿金银器为主，碗盘居多，此外有少量净瓶、瓶、罐、洗、壶、注壶、碟、盖罐、把杯、杯、盒、盏托、枕等。大多素面无纹饰，但也部分存在外刻莲瓣，内刻花卉、动物及里外均有刻划等等。

    宋中晚期及金代在城市堆积层确有出现“官”、“新官”款白瓷残片，同期遗址堆积层则少见，但均无规整大方稳重之气，且胎质疏松，颜色发黄，质量极差，且有书写“双官”者（此处非指定州双官枕），应不属于此前“官”、“新官”款白瓷器物的延续，分析认为应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及窑工随性而作。至于“官”、“新官”款白瓷与崇宁三年后出现的“尚食局”、“药局”等铭文瓷器，由于时间上有很大断层，风格差异很大，应无承启关系。

    有学者说：“自汉代至北宋晚期，承袭了“太官署”掌管御膳之事，因而以其名义到各窑场定烧瓷器，所以“官”、“新官”款白瓷应延至北宋后期。”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器物，是有图样的官用标准器，在定窑其消亡的原因，是与定窑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转变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新官”款白瓷器物造型，在宋早期已不符合宫室甚至平民的审美情趣，定窑大量精美颜色釉及刻印花白瓷成为人们欣赏，及宫室选择的对象，因而导致“官”、“新官”款器型的白瓷在定窑消失，铭文亦随之消亡。同时也再次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器物图样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