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陶瓷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了三次讨论。一次是瓷器的出现年代问题，一是传世哥窑问题，一是青花起源问题。其中以瓷器的起源持续争论的时间最长。 一、关于瓷器起源问题 我国考古工作者很早就在西周遗址中发现了器胎灰青、坚硬致密、挂有一层透明青釉的窑器，人们都把它叫作“釉陶”。以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中又有这类遗物出土(近年来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又发现了类似的遗物)。1960年，安金槐同志即撰文阐述这类遗物就是瓷器①，其理由为：其器胎是由高岭土制作的并且有釉。其他的同志则以现代瓷器的器胎必须具有半透明感为依据，仍认为这类器物应该是釉陶或硬质釉陶器。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半瓷半陶器，于是争论就展开了。 我们知道，在国外，窑器一般按其胎质大约可分如下三类：器胎疏松而吸水的称陶器，器胎致密而不透光者称炻器；器胎吸水率小于0.5%，在厚八毫米的情况下仍然有透光感的称瓷器②。如果按今天助习惯，把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釉器和商周时代的同类器物归入炻器类，就可不必争论了。但是我国历史上只有陶和瓷的两分法，而没有炻器这个概念。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在古陶瓷研究领城引进西方的分类法，除景德镇十世纪前半期以后的产品外，极负盛名的越窑、龙泉窑、汝官窑、吉州窑以及在历史上都称瓷器并久享盛名的北方诸窑产品，就只能算作炻器了。这是我国人民不习惯接受、也是难以接受的。然而新石器时代、殷周时代的青釉器与无釉的陶器乃至施有低温铅釉的陶器有质的不同，但是它又毕竟不能与魏晋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青瓷和白瓷相提并论。如果把前者说成瓷器，那么我国陶瓷史上的极为辉煌的时代唐宋――特别是宋代的窑业成就有何进展之可言呢?结果考古学上的争论，实质上就变成了窑器分类标准的争论了。后来几经商榷，学术界使用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概念――即60年代以后出现在考古界的所谓“原始瓷”。由于这个概念经常被考古界使用，甚至外国学术界也有了相应的译名，习惯成自然，既然多数人都习惯了，争论也渐渐地平熄。 新石器时代以至殷周的青釉器是陶还是瓷的争论是有意义的，但在争论过程中把硅酸盐化学与工学家吸引到考古界来，他们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该类窑器以至历代瓷器作了测试,取得了很多数据，这一工作远比瓷器概念本身的辩论更有意义。在这次争论中，各界发表了不少的论文，其中我们以为刘秉诚先生《我国陶瓷的起源及其发展》③、《略论我国魏晋以来习称为瓷的胎釉》④两文比较能够为大家所接受。作者以大量的分析数据为依据，结合出土遗物与文献，论证我国瓷器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飞跃。一次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即人类为了实用的要求发明了带釉的窑器；一次是魏晋之际，有意追求釉的光洁润泽的似玉效果，在釉的组成和厚度上均有所改进和飞跃，其“赋与人们的印象也近似于近代瓷器的观感”。同时潘岳的《赋笙》已有明确的瓷字。把瓷器的出现定为三国魏晋之际，和文献、遗物的外观与胎釉的化学组成(其胎釉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近代国际上较为通用的瓷器胎釉组成范围)都十分吻合；第三个时期是唐五代时期，自景德镇的透光度良好的瓷胎的出现，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白瓷》中谓：“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为标志，我国瓷器完成了第三个飞跃，即进入到追求瓷器的胎质美了。他的这些论点以古人(起码是明以前的人)论瓷“重釉不重胎”最有说服力，因为宋代最著名的汝窑――古今人都极备推崇的名窑的遗物就是以肥美的釉层唤起人们的美感。人们欣赏汝瓷之美，从不嫌它不具透光感的器胎，而只有在明以后，人们谈论窑器时才追求胎的玉质感。这些看法是接近历史真实的。1978年人们测试浙江上虞小仙坛窑的东汉青釉窑器残片时，发现其器胎有微弱的透光感(0.8毫米)，烧成温度1310十20℃，并以此为标志说成熟的瓷器出现于东汉①。鉴于该残片釉中的CaO高达18％以上，胎中的Al2O3仅17．47％，而Fe2O3、TiO2、K2O、Na2O等熔剂共约6．5%，胎、釉的正烧温度似乎不高,而测试其原烧成温度却高到1310度左右，似有可能是一件倒窑过烧的废品。即使器胎的薄片有微弱的透光感，但并不一定能够说明当时的成品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其时人们的审美趣味还未发展到追求器胎的透光感。因而把瓷器的出现暂定为三国魏晋，似与文献和遗物联系得更为紧密。 二、传世哥窑问题 现今世界各大博物均收藏一批米色或粉青釉的通体开片并有紫口铁足的瓷器，据说这就是明代人所说的宋时五大名窑之一的由章生一在琉田烧造的哥窑器。1960年，浙江省博物馆发掘龙泉窑时，虽然获得了一些黑胎纹片残器，但却没有在窑址上发现一片与传世哥窑相似的瓷器，他们大胆地提出了传世哥窑很可能不是龙泉窑的产品③。于是周仁等同志把传世哥窑器与龙泉黑胎纹片器作了对比测试，结论谓其化学组成分与龙泉器不同而与景德镇雍正仿哥窑器近似④。近年来陈显求等同志发表的测试报告又谓“瓷釉中晶相的定性结果表明哥窑与(龙泉)青瓷是相同的”⑤。究竟相近不相近呢?学术界尚难定论。有不少的同志纷纷查检文献，但谁都没有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哥窑这个词汇⑥。既然哥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何以宋人无只字提及?而既非大窑又非名窑的景德镇青白瓷则屡见于宋人著述。这一切表明，明代人的记述是不甚可靠的，所谓五大名窑说很可能是明代古董界的臆造。尽管传世哥窑器窑口不明，时代存疑,但浙江省博物馆敢于怀疑的精神是可贵的。 三、关于青花瓷器发明问题 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L.A.Pope)以大卫德收藏的一件书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瓷瓶为标准,从伊朗、土耳其传世的的青花瓷中提取出一批具有类似风格的瓷器为元代青花瓷器。以后,世界古陶瓷研究界卷入了元瓷研究的热流中。元代的青花瓷器是精美的,但是它是怎样出现的呢?由于长沙铜官窑在唐代生产了釉下彩瓷,毛文奇先生曾介绍香港冯平山博物馆藏有唐代北方窑的带兰斑的白瓷三足鳆①,扬州唐城遗址又有带兰彩的瓷枕残片②出土,浙江龙泉宋初金沙塔出土了兰彩碗的残片,唐昌朴同志还称在吉州窑发现了可以确定为宋代的青花小碟③。于是有些人认为景德镇的元青花来源于吉州,吉州来源于浙江,浙江兰彩则是来源于铜官窑。于是我国青花瓷器则是从唐而宋而元,源远流长、延绵不断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的《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以文,论述了销往伊朗、土耳其的大件青花瓷的造型和纹饰为画局设计，浮梁磁局烧造，其青料与使用青料的技法均来自将作院，因为该院拥有许多波斯工匠并储存着各式各样的从西亚进口的矿物颜料。该文认为：元青花和所谓唐、宋兰彩没有直接联系，它主要是元廷或帝室为了下蕃牟利而生产的外销瓷。文中观点积引用的材料与以上各说均不相同，它的发表将酝酿着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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