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年代以前，我国古陶瓷究研者多以现存的几本清代陶书(如《陶说》、《陶录》、《陶雅》等)作为研究对象。近十年，人们开始注意更早一些的文献。不少的同志对明代或明代以前的文献作过许多考证，为瓷器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们知道：今天的瓷字，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但《说文》中的瓷字为宋初人徐铉奉救补入，起码在许慎的时代是没有瓷字的。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发掘了举世闻名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有不少胎质较为坚致挂有青釉的陶罐，罐中装有笋、梅等食品。已故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研究遣策时，考释竹简上的资字即指这类硬质釉陶罐,“资”即今天瓷器的瓷字③。诚如唐兰先生所述，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且也被多数陶瓷工作者所接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青釉硬质窑器不仅在西汉墓中出土，而且也在东汉、三国时代的墓葬中大量发现。既然西汉初年的贵族已把这类窑器标作瓷，已经有“瓷”这个概念了，何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和两汉以至三国时代的著述中竞没有相应的反映哩?再联系简一五九“瓦资一”和简二二○“瓦替(费)”④,我们以为“资”在这里很可能只指陶罐的形状， 而“瓦”，则是质地的说明。比马王堆遣策稍早的文献《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釜”，就是这类构词的形式。 1981年，《景德镇陶瓷》(总第十期)发表了关于蒋祈《陶记》的一组研究论文。其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一文，先从版本上考证把这一文献定为元代著作始于乾隆七年。嗣从“胎釉的制备”、“装烧与装饰特征”、“内销市场”、“并存竞争的瓷窑”、“瓷窑税制”、“职官”等各个角度把蒋祈的记述与宋元两代的有关文献、考古资料进行比较，发现蒋祈所述与元代不符而与南朱史实吻合。尤其是文中出现的“统制”与“经总”等职官只在南宋设置过，因而论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记述瓷器生产的专著不是元人著作，而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1214～1234)之间的作品。在瓷器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新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同刊与《湖南陶瓷》(1979年l期)分别发表了白 同志与傅振伦先生对《陶记》所作的注释。傅文以为《陶记》为元人之作，注释简洁明晰；白文则从《考辨》以为南宋作品，注释繁征博引，校文则综合历代版本择善而从，谨慎地订正误字，增补脱字。两文观点截然不同，对于《陶记》的研究均值得一读。 明初人曹昭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记述了吉州窑善制碎器的舒翁，尤其难能可贵的还记述了有名于当时的女陶艺家舒娇的名字。但是舒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呢?由于具体的时代不甚明确，人们很难继续深入研究。一九八○年，陈柏泉同志查检文献，在南宋人欧阳铁的《杂著》中找到了比曹昭早两个世纪的有关舒娇的记载，证实了舒娇的生活时代是南宋乾道间。这条文献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早期纹片瓷器的生产和女陶艺家的烧造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古陶瓷界以明吉州太守吴炳的《游记》为依据，多认为吉州窑在南宋末年就毁灭了。近年来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与国内的许多元代居住遗址和窑藏都曾有吉州窑黑彩器出土,那么,这些遗物究竟是元代还是南宋吉州的产品呢?于是吉州窑在元代是否烧造就成为极待研究的课题。1981年《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总第1期)《元代窑事小考》第四节征引元人吴澄《文正公集・赠东昌陶人郑氏序》与《元典章》中有关永和镇(吉州窑所在地)的税额、收税官资品等文献，论证吉州窑在元代不但没有毁灭,其烧造量还相当可观(仅次于景德镇窑)。否定了明人的记述。可以认为近年来元代遗存中出土的吉州黑釉和黑彩器，绝大多数是元代吉州窑的产品。 《天工开物》是我国十七世纪初期的技术百科全书，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名著。该书《陶埏》篇《白瓷》条中关于青料一段的句读，却长期存在混乱。如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先生读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①显然中尾是把大青当作了青花料，文义与语法都极为不妥。《瓷器》1978年第3期发表了《“天工开物”中的“无名异”和“回青”试释》一文，作者刘秉诚 先生首先对回青(大青)的一般概念进行了考证，以为指以下四种实物：1．染料(一年生或越年生草本植物，属十字花科)；2．铜兰(兰铜矿――绘画颜料)；3．群青(佛青，阿富汗出产的天然青金石)；4．钴玻璃的着色剂(按：前三种经高温焙烧后都不能保持其固有的兰色)。联系“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他认为宋应星在这里使用的“大青、佛头青、回青(西域大青)”可能是指上述的第三种(ultramarine )。因而断句为：“又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非大青能入洪炉存本色也。”逻辑与文章都较中尾先生的断句更为合理。《试释》又第一次征引正德十年(1515年)刊刻的《瑞州府志》中我国关于青花料的最古老、最明确的记载,再从矿物学和陶瓷工艺学上作了阐述和考证，不仅澄清了混乱，有助于理解宋应星的原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青花的起源与明代中后期青花瓷器提供了极为科学而又丰富的资料。 《瓷器》1979年第3期发表的陈星同志《中国青花文化的创造和古代青花料的来源》一文，亦对宋应星关于青花料的一般记载进行了考证，并认为宋所说的回青、西域大青、佛头青均指青花料的“色标”，与刘秉诚先生的意见大致相同。同文又引用了云中尾万三《支那陶瓷的青料考》，《陶瓷讲座》，第九卷第35页。雄山阁昭和11年收版。南省志》、《明实录》和英、美等国的许多文献，对研究国产青料均富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刘汝醴先生从两宋人诗、词中辑录了大量的有关紫砂器的记载，给研究紫砂早期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①。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故宫收藏的浩如烟海的明清档案中辑抄了清造办处的档案，对研究清初景德镇御厂制度和珐琅彩的烧造以及唐英等人的督陶活动均有重大价值。冯先铭、李纪贤二同志查阅了各地的方志，摘录了一些志书中关于陶窑的记载，为日后开展古窑址的调查从文献学角度提供了线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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