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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形成制瓷中心

时间:2014-04-06 15:27:11  来源:龙泉青瓷网(老版本)  作者:
入明后,朝廷废弃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所实行的工奴制度,推行了一种轮班制和―种住坐制。所谓轮班制,就是规定工匠每3年只须为官做工1次。每次不超过3个月,其余时间官府不再派差。所谓住坐制,就是规定工匠每月只须为官府做工10天,其余时间则由工匠自己支配。轮班和住坐,虽然仍是一种劳役制,但它使工匠在时间上有了较多的自由,在创作上有了较广阔的天地,这对促进当时包括瓷业在内的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6世纪 ,城市工商业继续发展,出现了一些拥有较多资本积累的商人和作坊主,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表明此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纺织、制瓷、冶金、采煤、印刷等手工业中,有―部分已跨 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景德镇瓷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民营瓷业兴旺发达。《黄墨航杂志》载:明代,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解放后通过调查,查明北起观间阁,南到小港咀,西起十八渡,东至湖田,到处都有明代窑址,其中尤以观音阁、四图里、韦陀桥、薛家坞、赛宝坦、詹家弄口、落马桥、十八渡、小港咀、老鸦滩、里村、湖田等处的规模为大。东河上游的瑶里、鹅湖一带也有分布密集的明初至明中期的窑址约30处,其中以内窑村、外窑村、栗树滩、方家山、窑岭、王家坞、寺前、江家下、窑旮旯、象鼻山、现长明中学、凤坑等地的窑业遗物堆积为多。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浮梁县民陵子顺一次就向北京宫庭进贡瓷器5万余件(《明英宗实录》第二十二卷),说明民窑生产量之巨大。明代的景德镇已是瓷业兴旺、商业繁荣的“江南雄镇”了。
    朝廷在镇设置御窑。明朝统治者为满足奢侈的需要,于明洪武二年(一说是洪武二十五年)在景德镇的珠山之麓建置了御窑厂。初设时有窑20座,宣德(公元1426―1435年)间增至58座。明中、后期最多时达80座。据王宗 沐《江西大志・陶书》载:“御器厂中为堂(正厅三),后为轩(穿堂一)、为寝(后堂三)。寝后高阜为亭(扁曰 兀然,今改为纪绩)。堂之旁为东西序(各厢房三),东南有门(三),堂之左为官署(大门三、厅堂三、东西廊房六),堂之前为仪门(三)、为鼓楼(三)、为东西大库房(各六、内外库八)、为作(二十三):曰大碗作(房七间、小泥房七间)、曰酒盅作(房三间)、曰碟作(房八间、小泥房四间)、口盘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盅作(房七间、小泥房四间)、曰印作(房十间、小泥房四间)、曰锥龙作(房一间)、曰画作(房一间)、曰写字作(房一间)、曰色作(房七间)、曰匣作(房三十三间)、曰泥水作(房一间)、曰大木作(房五间)、曰小木作(房五间)、曰船木作(房二间)、曰铁作(房四间)、曰竹作(房二间)、曰漆作(房三间)、曰索作(房―间)、曰桶作(房一间)、曰染作(房一间)、曰东雅作(四十六乘)、曰西破作(一十六乘)……厂之西为宫馆,东为九江道,为窑(六):曰风火窑、曰色窑、曰大小黄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座)。厂内神祠三(曰帝、曰仙陶、曰五显)。厂外神 祠一(曰师主)。井二(一在南门内,一在锥龙作)。为厂二(曰船柴厂,屋十间;曰火柴厂,屋九间)。放柴房(八十七)……”。这段文字较具体地记述了明代中期御窑厂的宏大规模。御窑厂工匠夫役共分三类:第一类属官匠(匠籍)性质,约有四百名左右,分别编 入以上六种窑座和二十三种作坊中服役。这类人员为御窑厂生产技术的骨干力量。第二类属编役性质,分上工夫和砂土夫两种,前者共有367名,后者共有190名。第三类属雇役性质,主要是绘画艺人和烧龙缸的大匠”、敲青匠、弹花匠、裱褙匠等,这类人员为数不多。御窑厂的生产计划,平时由工部营缮所下达,这类计划称作“部限瓷器”。有时因御用需要,则临时增加生产计划,这类计划称作“钦限瓷器”。其时每件瓷器的烧造费平均为白银一两左右,嘉靖间每年烧造瓷器十万件以上,每年花去的白银高达十万两左右。瓷器烧成后,分水、陆两路运往京城。
   生产作坊更为先进。据文献记载,明代景德镇已出现制瓷大作坊。这种大作坊,就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瓷作坊的前身。关于这种作坊的布局与构造,笔者将在民国时期的瓷业中详述。
    制瓷工艺继续精进。据《天工开物》载:“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其工艺之精细,由此可见一斑。陶瓷考古成果也表明,明代手工制瓷的分工和操作方法也较前有所改进。例如:施釉方面,开始采用了荡釉、蘸釉、浇釉、吹釉等方法;成形方面,开始采用了“二次印坯”、“二次利坯”的方法。
    青花装饰水平有所提高。首先是官窑的青花装饰有明显进步。洪武时,因受战争影响,进口青料的供应曾一度中断,这时官窑绘画青花只能使用国产青料,因此所烧造出的青花一般偏于暗黑,其时的青花图案已改变了元代层次多、花纹满的风格而趋于多留空白地。永乐、宣德官窑所产的青花瓷,瓷质精细,色泽浓艳,造型各异,纹饰优美,被称为我国青花瓷的黄金时代。这时官窑绘画青花所用的青料,大都为郑和出航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此料含锰量低,含铁量较高。含锰量低,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象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而含铁量高,又往往会使青花上面出现黑色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共存于纹饰上面,煞是好看,被视为难以模仿的成功之作。成化官窑早期绘画青花仍采用苏麻离青,后因此种青料货源断绝,不得不改用国产青料。当年绘画青花多采用乐平县产的 陂塘青,此料虽含铁量较少,但由于经过精细的加工,故在适当的温度中仍烧成了柔和、淡雅而又透澈的蓝色,从而形成了成化青花的典型风格,青花纹饰更趋轻松潇洒。弘治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成化的大体相似。正德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浓中带灰;瓷器胎骨厚重,釉色闪青;器型趋于多样化,大型器物增多。嘉靖官窑烧造的青花瓷,青花呈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凝重、鲜艳之色泽;分水技汝已成熟;青花料的配备比较恰当。 隆庆官窑烧造的青花瓷,呈色、纹饰与嘉靖基本相似。万历早期官窑烧造的青花瓷,色泽、纹饰与嘉靖、隆庆大致相同,但中后期青花的色泽不及嘉靖、险庆那样浓艳。花次是民栅的青花装饰水平有很大提高。明前期,民窑烧造的宵花瓷,色泽大都比官窑的灰些:纹饰多为菊花、牡丹、 孔雀、折枝莲、莲池水禽之类,基本不见龙纹,这与明早期“严禁逾制”的规定有直接关系。明中期,不少民窑产的青花瓷基本接近官窑的水平。但从总体上看,其时民窑青花瓷的色泽仍基本偏灰。明后期,省些民窑所产的青花瓷不仅胎、釉与官窑的产品同样精细,而且在纹饰上亦冲破了官方的有关规定,已开始绘画各种形态的龙、凤了。明末期,民窑烧造的青花瓷,虽色泽不如嘉靖、万历官窑及民窑所产青花那么鲜艳,但在装饰题材方面却完全突破了 万历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烧出了大批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青花作品。
    釉里红装饰继续进步。明代烧造的釉里红瓷器,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都超过了元代,传世作品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墩子式大碗、盖罐、瓷盘等。其时尤其以宣德御厂生产的釉里红瓷最为成功,其色婉如色泽鲜艳的红宝石。
    烧成了玲珑瓷及青花玲珑瓷。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成化时,景德镇又在碧绿透亮的玲珑周围配以青翠幽雅的青花装饰,造出了十分精细的青花玲珑瓷。从近年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器厂的成化地层中采集到的玲 珑残器来看,“不仅其玲珑眼大如黄豆,而且极平整,若用手抚摸,很难找到玲珑眼的部位,用眼观察,亦难发现其与一般青花瓷的相异之处,但若对光――照,透明的玲珑便跃然眼前。其技艺之高超,足以令人咋舌,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要造出这般绝纱的青花玲珑瓷器亦非易事”。当然,由于玲珑瓷制作难度大,在当时还只能少量制作,仅能令供宫廷御用,民间人士断难得见。
    釉下彩绘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是成化时创出了“斗彩”装饰。其装饰方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画出花、鸟等图案之半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用彩料在瓷面补绘图案之另半体。这种“斗彩”装饰,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更为活泼。斗彩装饰以成化时的最为著名,其瓷胎细腻洁白,釉层莹润如脂,色彩鲜艳明快。二是创出了“填彩”装饰技法。其方 法大致为:先用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出纹饰之轮廓,然后在坯体上施以釉浆并入窑焙烧成瓷,再将彩料充填于青花轮廓之中。三是创出了青花五彩。嘉靖时,景德镇又在斗彩、填彩的基础上创出了以釉上彩为主、青花为辅的青花五彩装饰。四是正德时创出了红地金彩装饰。
    颜色釉装饰取得显著成就。高温颜色釉方面,永乐时御窑厂成功地烧出了“鲜红釉”,亦称“祭红”。这种色釉,釉厚如脂,光莹鲜艳,享有“永乐之宝”美誉。宣德时烧出了“宝石红釉”,其胎细腻坚致,釉汁晶莹红润。永乐时御窑厂在学习、借鉴宋龙泉粉青釉造法的基础上,创出了一种“翠青釉”,釉色酷似刚吐绿叶的新篁,娇翠细嫩,晶莹光润。宣德时在学习、借鉴宋代汝窑造法的基础上,烧出了尤为精美的天青釉。成化时模仿宋代哥窑之制法,造出了足以乱真的仿哥器。低温颜色釉方面,弘治时,黄釉烧制得特别好,可以说冠绝一时。明中期以后,陆续创出了“烧黄釉三彩”和“素三彩”等装饰。正德时,烧出了釉薄而艳丽的“孔雀绿”,亦称珐翠釉。其时人们常将此釉与珐黄、珐紫等釉配合使用,这种综合性装饰,称为“珐花三彩”。嘉靖时,又创出了色似瓜皮的“瓜皮绿”、通体布有细小纹片的“鱼子绿”及矾红釉。
    雕塑水平继续提高。一是制作瓷雕已普遍采用模范印坯成型,使器物的规格更为统一。二是将青花、素三彩、珐花加彩以及豆青、 霁青、窑变等色釉广泛装饰于各类瓷雕上,使瓷雕的色彩更为丰富。三是制作水平大为提高,尤其是各类佛像制得最好。
    烧出了气势雄伟的大龙缸。大龙缸,即形制巨大的瓷缸,因其通身饰以青花五爪龙纹,故名。它属封建帝王专用之物。早在洪武时,景德镇御窑厂就烧成了这种大龙缸,此后各朝均有烧造。到 宣德时,镇内烧造龙缸的专窑已增至32座。明代所烧的龙缸,最大的口径为7l厘米,高为70厘米,厚约10厘米。大龙缸为古代景德镇瓷工的一项惊人创造。
    出现了薄如付纸的薄胎瓷。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云:“脱胎器薄,起于永窑。永窑尚厚,今俗呼半脱胎。另有如竹纸薄者一式,俗以真脱胎别之。此种真脱胎起自成窑即隆 万时之民窑。”
    创出了一批新器型。洪武时,创出了瓜楞形大益罐、墩子式大碗、双耳象耳瓶、釉里红神座等。永乐时,创出了带系罐、医疗用青花漏斗、扁壶、轴头罐、折沿盆、压手杯、鸡心式碗等。宣德时,创出了石榴尊、三足竹节筒炉、托壶式灯、贯耳瓶、天球瓶、凸盖瓣茶壶、风流龙柄执壶、各种乌食罐、菱口式洗、花盆、十棱碗、高足碗、卧足碗等。正统时,创出了景泰、天顺、大盖罐、 戟耳瓶、筒形香炉等。成化时创出了鸡缸杯、天字坛、宝珠坛、马蹄杯等。弘治时创出了诸葛碗(孔明碗)等。正德时,创出了香筒、绣墩(凉墩)、多层奁盒等。嘉靖时,创出了活环耳瓶、上圆下方葫芦瓶、四方壶、六方壶、四方罐、方斗杯、形制多样的盒(有长方、四方、四方折角、六方、八方、串令式等)、五供具、十棱洗、三象头香炉、大龙缸、大型盘等。隆庆时,创出了鱼缸、菱花式洗、银锭式盒等。万历时,创出了壁瓶、蟋蟀罐、五龙山形笔搁、笔洗、笔管、笔插、颜色碟、小印盒、折沿花形盆、莲花洗、菱口洗、多格粱盒、镂空盒、镂空瓶等。天启、崇祯时,创出了胎体轻薄的小杯、筒瓶、折沿碗、罗汉式香炉等。
    烧瓷窑炉有所改进。明末,人们为了适应瓷器产量增多和瓷业分工变细的新形势,遂对原有的葫芦窑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窑体,取消了原来的束腰部分,出现了蛋形窑的雏形。
   装烧工艺有新发展。第一,匣壁普遍比元代的薄。这种薄壁匣钵,具有四个优点:(一)可以减轻装坯、装窑的劳动强度。(二)可以节省耐火材料。(三)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四)可以延长匣钵使用寿命。据史书记载,这类匣钵一般可以使用10次左右。第二,仰烧的方法更为先进。明宣德前后,陶工们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瓷器产品的更高要求,在装烧上等瓷器时,采用了一种比元代更为先进的方法―先将沙渣置于钵内,再在渣上放置垫饼,然后将瓷坯放在大于圈足的垫饼上人事焙烧。采用这种方法装烧,可使瓷器圈足边沿的釉层不再会粘结沙粒了。第三,开始使用瓷质垫饼装烧瓷器。宋、元时,装坯采用的是一种含铁量较高的粘土加粗料制成的垫饼, 入明后陶工们将垫饼改成了瓷质的。改进后的垫饼具有两大优点:(一)可以避免瓷坯与垫饼在高温下因收缩不一而致瓷器产生破裂、变形等缺陷。(二)可以确保瓷器的圈足不再被铁质沾污。第四,装坯时在匣钵与垫饼之网铺上了一层沙碴。由于在高温下会收缩的垫饼与在高温下不会收缩的匣钵之间巧妙地设置了这样一个活动层,使瓷坯在焙烧过程中能收缩自如,故使成品率较前大为提高。第五,发明了一种纽线吊装法。以装青花碗为例,陶工装坯入匣时,先用两股纽线兜着碗腹与圈足的交接处,再将碗坯放置于垫饼上,然后将吊线轻轻抽出。采用这种吊装法,可使碗坯与匝壁之间的距离大为缩小,有利于节省耐火材料及焙烧费用。据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推测,明代采用吊装法后,窑室内的容量。可增大25%左右,使焙烧费用大大降低。最德镇陶工们在十世纪初发明的这些先进的装烧工艺,被很多地区的窑场一直沿用到现在。
    从湖田窑的窑业遗存来看。明代遗址上堆积得最多的是“正德碗”与“莲子碗”。这两种碗的主要特征为:(一)口沿比宋代同 类产品薄。(二)碗腹比元代同类产品小。(三)中径比元代同类产品大(约大35%左右)。(四)足壁比元代同类产品薄。(五)圈足为倒八字,与元代的八字形足正好相反。(六)碗底薄,圈足深。总之,明时大量生产的正德碗和莲子碗,不仅造型美观,而且比较适用,它标志着景德镇这时的制瓷工艺比宋、元时更为先进。明代正德碗、莲子碗为何要设计成这种造型呢?原因主要有:(一)口沿薄、足壁薄。是为使产品更为精致美观。而这时之所以能够将足壁作薄,是 因为此时制瓷已普遍采用了“二元配方”,随着坯胎中氧化铝成分的增多,坯胎耐火度也相应提高,故在焙烧时薄足壁完全可以承受碗身的重量。这种薄足壁。在“二元配方”未出现之前,是难以烧成的。(二)圈足由元时的八字形改成为倒八字,为的是节省制 瓷原料。因为此时已使用瓷质垫饼托足焙烧,足的下端小,垫在圈足下的瓷质饼就可以做小;把圈足做成倒八字式,便有利于减少瓷用原料的消耗量,使瓷器的生产费用降低。(三)把碗底做薄,圈足挖深,可以使瓷胎在焙烧中少出现变形缺陷。明代陶工创出的这一先进制瓷工艺,―直沿用到今。
    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内销市场颇为广阔。《天工开物・陶蜒》载,明时“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江西通志》云:“自燕云而北,南交址,东际海,西极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当年景瓷在国内的市场之广阔,由此可见―斑。考古结果也表明,明时景德镇瓷器已销往江西各地及江苏、云南、广西、安徽、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浙江、湖北、广东、福建等省。明代景瓷运销海内,绝大部分靠水运,经长江转运至全国各地。
    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使远洋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瓷器是远洋贸易中不可缺少的物资,随着远洋贸易的日益兴旺,景德镇瓷器的外销也日渐红火。明时景瓷输出主要通过这样四种途径:政府对外国的赠予;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星 槎胜览》、《瀛涯胜览》云,明代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广泛地传到世界各国。《出鸟蓝馆日记》说:“明崇贞十四年六月二十―日,―艘由郑芝龙派出的中国海船,内省瓷器1447件;同年七月十日、从福州发的―艘小船,装着瓷器2700件;又十月十七日,大小海船97艘驶 入长崎码头,共裁瓷器20000件”,可见输 入日本的瓷器数额之大。据有关文献记载,明时菲律宾仍为中国陶瓷贸易的据点,其自销和转口量均很大;当年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直处于通往阿拉伯国家的航途中,明以前这些国家的陶瓷贸易就很兴旺,到明代陶瓷贸易已更加兴旺;还有阿拉伯、伊朗、阿曼、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一直与我国有陶瓷贸易往来,到明代这些国家已成为中国同欧洲陶瓷贸易的桥梁。一些文献还提到,十六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典、丹麦、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国家都先后来人到中国,直接 在广州、厦门等地进行陶瓷贸易。明正德九年(1514年),仅葡萄牙航海家科尔沙利等人就从中国运走瓷器10万件。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万历至清初,该公司共购去中国瓷器1011万件。以后,法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并在广州设立了分公司,大量收购中国瓷器,从此,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大为流行。
    明代,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也比较频繁。例如:
    ――永乐间,明使尹凤出访朝鲜时曾将景德镇所产的甜白瓷赠于朝鲜朝廷。朝帝李世宗见到这种瓷器后,当即令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及平安北道的新义洲等地仿造。后来,这些地区 仿景德镇之造法,均逐渐造出了类似景德镇产的甜白瓷。
    一一宣德、景泰间,明帝曾3次派使节出访朝鲜,先后将景德镇产的青花碗、盘、杯等瓷器赠送朝鲜朝廷。朝帝得到这些青花瓷后,又令官窑仿造。此后,不仅官窑造出了与景德镇相似的青花瓷,而且成川、南原、青松等地的民窑也陆续造出了青花瓷器,其风格与明宣德、景泰间景德镇所产青花瓷极为相似。
    ――宣德时,朝鲜的永兴、开城、江华岛沿岸等地还效景德镇烧造釉里红之法,产出了一种辰砂瓷器,其造型、纹饰均酷似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釉里红瓷器。
    一一正德六年(1511年)春,日本陶瓷艺人伊藤五郎太夫前来景德镇,在镇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刻苦学习青花瓷制作技术,而且结识了当地的不少制瓷名匠。回国后,他先后在伊万里及奈良附近的鹿背出开窑,所造 青花瓷,色泽艳丽,浓淡适宜。
    ――景德镇于明宣德创出了祭红,于明成化创出了斗彩,于嘉靖、万历创出了五彩及素三彩、描金,制作这些瓷器的技法也先后传入了日本,后来日本也造出了类似风格的瓷器。
    一―十五世纪时,越南在河内附近创办制瓷工场,曾聘请景德镇制瓷技师前往指导。该场后来生产出了各类与景德镇大体相似的青花瓷器。
    ――十五世纪以后,泰国生产的一种青花蓝釉陶器,造型、纹饰均与明初时景德镇的瓷器基本相似。有关专家认为,当年泰国制作这类瓷器的技艺,极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从景德镇学去的。
    ――十六世纪前后,埃及、波斯、伊拉克、土耳其等国所产的青花瓷器,均明显地模仿景德镇青花瓷之风格。当年有位名叫查尔丁的瓷商在参观了伊朗的陶瓷工厂后说:“这些陶瓷制作的方法,和中国完全相同。”
    ――十六世纪前后,阿拉伯人将中国制瓷匠师请去,很快就制出了与中国相似的软质瓷。不久这一制瓷技术又传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炼金士安东尼奥于1470年也造出了类似中国产的软质瓷。此后,中国的制瓷技法又传到了荷兰和法国,它们不仅产出了软质瓷,而且还运用景德镇绘制青花的技法,造出了大批绘有龙凤、麒 麟、花鸟、山水等纹饰的青花瓷器。
    ――宋末明初,景德镇在学习河北磁州窑烧造釉上红绿彩工艺的基础上,于明朝早期创出了釉上矾红彩、青花红彩、青花斗彩、五彩等多种新的装饰方法。
    ――嘉靖间,景德镇在学习山西晋南地区制作法华彩工艺的基础上,创出了别具一格的珐华彩。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哥窑引进了制作纹片釉的技术,烧出了类似哥窑的纹片釉瓷器。
    ――明中后期,景德镇从浙江龙泉窑引进了制作冬青釉的技术,造出了类似龙泉窑的冬青釉瓷器。
    ――明时,景德镇在学习北方瓷窑制作低温铅釉技术的基础上,烧出了孔雀兰等低温铅釉瓷器。
    ――永乐、宣德时,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陶器造型的基础上,造出了不少双耳扁瓶、双耳折方瓶等异型瓷器。
    ――明代,特别是正德、嘉靖时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伊斯兰装饰形式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以波斯文字为装饰纹样的瓷器。
    明代,景德镇陶瓷界还出现一批成绩卓著的陶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周丹泉  字时道,苏州人,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周氏善仿古器,所制定鼎、文王鼎等器,足以乱真;所制陶印、文式、避邪、龟象、瓦钮、连环,其成色概如白定。周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为“周窑”。
   
崔国懋  明隆庆、万历间的制瓷名匠。他所制的瓷器,多仿宣德、成化之器,制作精细。崔氏所办的窑厂,被称之为“崔公窑”。
   
昊十九  又名昊为,景德镇人。生于明嘉靖前期,卒于明万历后期,明代制瓷名家。昊出身于瓷业世家,家境清贫。他为人正直,聪明过人,工诗善画,一生从事陶瓷事业,所制瓷器,精美绝 伦。他制作的流霞盏,明如朱砂,色如晚霞;制作的卵幕杯,薄如蝉翼,晶莹透亮:制作的瓷壶,造型优美,风格典雅。明万历间,御史樊玉衡曾赠给昊十九一首诗,诗云:“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昊十九;更有山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这首诗,既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高度赞扬了昊十九超人的制瓷才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仍藏有昊十九所制的凸雕九龙方盂,口有铭文,文曰:“钧尔陶兮文尔质,龙函润珠旭东壁  万历昊为制。”
   
童宾  字定新,景德镇人,生于公元1567年,逝于公元l599年,明代烧瓷技师。童自幼失去父母,生活无着,为 谋生计,从小投师学艺,从事烧瓷行当。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太监潘相奉皇命抵景德镇督造大龙缸,烧造许久,终不成功。潘相急煞,加倍 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抗议朝廷,一日纵身跳入烈火熊熊的窑内,以骨作薪。翌日开窑―看,龙缸竞出奇地烧成功了。瓷工们为纪念这位秉性刚直的英雄。称颂他为“风火仙师”,并在御窑厂的左侧建了―座“风火仙庙”。风火仙庙神龛内供奉童宾坐 像,两边有烧瓷各工种(把桩工、驼坯工、加抄工、兜脚工、打杂工、小夫手、二夫子、三夫手)的神位。其时,全镇烧瓷行业还定出行规,规定每二十年举行一次迎神盛会。这种盛会既庄重又热闹,成为历代全镇陶工的盛会。每举行盛会,邻县农民、商人和工人家属都赶来看热闹,整个街道每每被挤得水泄不通。这种迎神盛会,―直延续到1949年才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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