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变红釉是清雍正时期模仿宋钧窑玫瑰紫彩釉斑繁衍出的新品种。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釉面呈现出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然而窑变主要是氧化铜的呈色，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本出自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因此自古称之为“窑变”。清代以前景德镇所见到的窑变红釉瓷都为偶然出现的，偶尔烧制出的窑变红釉也未成为一个固定品种流传下来，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窑变红釉瓷是“怪胎”，出现窑变即预示不祥多将其捣毁有关。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就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景德镇陶录》所载：“窑变之器有三，二为天工，一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中人巧者，则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态，直名之曰窑变，殊数见不鲜耳。”因此，鉴别窑变红釉瓷器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根据器物的各方面特征，加之时代背景为依据，我们可将清代窑变红釉瓷的演变规律大致归纳成三个阶段： （一）雍正时期 处于盛世时期的清代瓷器手工业，也是随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况且，雍正皇帝特别喜爱仿钧瓷，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和皇帝的重视，都促成了窑变红釉瓷器的创烧与后来的发展。 这一阶段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由于瓷土淘选得细致，呈现出极为坚密、精细的特点，胎色洁白。大型器物的胎骨也较薄，不显厚重感。 瓷釉上，雍正时一般为蓝色大于红色的面积，蓝色的部分有的呈大块的火焰状，谓之“火焰青”，红色的部分谓之“火焰红”。蓝色部分有的呈丝絮状不规则地分布于器表，亦有少数器物通体呈红色，其间分布有零星的蓝紫色斑点或条纹。此时的窑变红釉模仿钧窑还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器物口沿处多为酱黄色或月白色，少数器物口沿为白中夹杂有浅蓝色的条纹。器物口沿内壁处多为蓝与月白相间或酱黄色釉。在有附加堆纹的器物表面突起部分多呈褐色或白中闪黄色。官窑器底施以芝麻酱色釉，颜色或深或浅，有的施釉不均底部多处露胎。民窑器底多施以黄褐色釉。 雍正时期的窑变红釉器物施釉较厚，釉面多丰莹润泽，有较强的玻璃质感，光亮夺目。亦有少数器物光泽感较弱，显得比较凝重、浑散。釉面上偶见有细碎的开片纹理。器物底足处一般都经过磨平加工，胎釉交界处极为规整，没有垂釉现象。圈足露胎处多为浑圆的“泥鳅背”状。民窑器底部有明显的旋痕。 雍正时窑变红釉瓷的款识多在器底阴刻“雍正年制”四字两行篆书款或“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民窑均无款识。 （二）乾隆时期 乾隆前期的封建社会经济继承了康熙、雍正时期打下的基础，依然呈现比较繁荣的面貌。后期逐渐有所衰落。乾隆皇帝本人精于古玩鉴赏，尤其对瓷器情有独钟。帝王的喜好当然对于制瓷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又出现了唐英这样精通业务忠于职守的督窑官进行管理。诸多因素使得乾隆时期的瓷器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 乾隆初期器物的胎骨基本上沿袭了雍正时的特征。后期，胎质的坚硬、精细和洁白程度比雍正时略显逊色，胎壁也稍厚一些。民窑器物的胎质有很多都可与官窑相媲美，但也有一部分质量较差。 乾隆早期窑变红釉尚能保持雍正时红蓝色交织变幻的特点，随后演变为红蓝面积相等或红色大于蓝色的面积，但达到了模仿钧窑的预期效果。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器物口沿处以及底部的釉色与雍正时期基本一样。 此时窑变红釉无论是在施釉还是在釉面精细程度上，以及在修胎的规整方面，均与雍正时期相差无几。乾隆后期圈足露胎处略有棱角突起。 乾隆时器底处多见“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阴刻款，少数见有六字两行篆书款。民窑一般都无款识。 （三）嘉庆、道光时期 嘉道时期的封建社会经济是由盛及衰的转折点，瓷器的生产也随之走向了下坡路。嘉庆时宫廷也不再派督陶官前去督察指挥生产，改由地方官吏兼管。嘉庆前期社会较稳定，瓷器生产仍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后，制瓷工艺虽沿袭前期做法，但制作逐渐粗糙，失去章法。从整体来看，瓷器的胎质、釉质、品种各方面都较前朝有了些退步。 窑变红釉瓷器的胎骨较乾隆时有所变化，稍显得粗松了一些，洁白程度上也差了一些，器物胎壁较前朝略显厚重。总体上讲，民窑胎质较为粗糙，官窑瓷胎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乾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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