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青瓷逐渐代替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分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它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器、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装饰，两面贴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装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企望死后能过象生前一样仓满粮实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吴、西晋稍大一点的墓葬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是装稻子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臀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形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上面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很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数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习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短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装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头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  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 故给人瘦长的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形如盘、碗、罐等也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东晋香薰，此器型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有楼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 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六个桥形系，沿用东晋时的，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彩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七公分，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作风。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器发展起来了，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厂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杂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丰釉，肩有四个双系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作风。西晋晚期出现黑褐斑装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熏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壁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此碗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的釉碗，玉壁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这种碗盛行于这八十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壁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象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四十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风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者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湘南长沙窑及三彩都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三十公分，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的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贴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公元668年)白釉贴花报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搁树、栏干、舞蹈俑、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的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卉、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反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略长，造型上还有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捅中，有作拍鼓动作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需用量大，拍鼓这种乐器是为适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多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它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编后记]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著名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收藏家》筹备之初，给本刊以极热情的关注与支持。今年四月上旬，冯先生首次以大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访台归来，本刊编辑过访冯先生，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与台湾文物界同行的友好交往，并出示台湾故宫博物院秦孝仪院长赠书的篆书斗方。先生预言：《收藏家》杂志创刊适逢其时，必将受到海峡两岸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的欢迎。不二日，竞传来先生驾鹤西去的噩耗，一夕长谈，竟成永诀。先生玉树临风的学者气度时时萦绕目前。兹将冯先生在台湾历次阐述古陶瓷鉴赏的讲稿在本刊陆续发表，以飨国内外陶瓷研究者和收藏家，以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