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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红色官窑”主席瓷

时间:2014-04-06 15:18:46  来源:龙泉青瓷网(老版本)  作者:

唐代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

  唐代长沙窑是一座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从各地出土的材料来看,长沙窑的商品经济意识在唐代众多瓷窑中表现得最为强烈。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终于五代。在其初创时期,由于当地瓷土含铁量高,烧出来的瓷器釉色偏黄,不光亮,在外观的美感上远逊于"类冰类玉"的越窑瓷器和"类银类雪"的邢窑瓷器,因此,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这一点可以从各地很少出土早期长沙窑瓷器得到证明。

  为了改变长沙窑瓷器的外观美感,提高长沙窑瓷器的市场竞争力,长沙窑在装饰技法上吸取了唐三彩的装饰技法,首创了釉下彩新工艺,从而在以越窑为代表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之外,独树彩瓷一帜。

  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长沙窑瓷器上的彩绘画有人物、山水、花鸟、走兽虫鱼,而尤以后三类为多。从目前所发现的数百件彩绘瓷器来看,还没有发现宗教题材。人物画中有阮籍、稽康之类的文人,有乡村中天真活泼的顽童,但没有一件帝王将相的肖像。这一现象不应是一种偶然。长沙窑瓷器上的绘画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装饰画,其目的是提高和帮助实现产品的价值,通过瓷器上的绘画来吸引顾客购买,因此其绘画题材的选择必然具有一种针对性和目的性。

  唐代是文化艺术十分发达的朝代,从我国绘画史的角度来看,唐以前长期统治画坛的是宗教画,世俗人物、山水、花鸟、牛马不过宗教画的附庸。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之下慢慢解放出来,山水、花鸟、牛马等也从宗教画中独立出来,并获得迅速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题材。山水画、花鸟画、牛马画不是属于贵族的而是属于世俗地主的艺术。

  长沙窑瓷器的销售对象是广大的市民、农民和一般的世俗地主。因此,其瓷器上主要只绘山水、花鸟、走兽虫鱼,正是对这种形势的迎合。以世俗地主阶级艺术去迎合以世俗地主为代表的广大市民的艺术趣味,正是长沙窑在产品装饰上如何尽量地去适应顾客的审美要求的一种表现,也是长沙窑在商品经营中商品经济意识的一种表现。

  在瓷器上题写诗词,用书法艺术来装饰瓷器也是长沙窑的一个创举。这个创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产品的销售有着重要的意义。唐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不好诗成风,在瓷器上题写诗词无疑是对这种社会风气的迎合。

  在瓷器上题写什么样内容的诗,这里也反映了一个商品经济意识的问题,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在内容上是丰富的,有的是当时著名文人的佳句,如刘长卿的《若苔溪酬梁耿别后见寄》中的"鸟飞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有的反映商贾的经营活动,如:"人归千里去,心画一杯中。莫虑前途远,开航逐便风";有的表现歌楼妓女馆的生活,如"自从君去后,常守旧时心。洛阳来路远,还用几黄金";有的描写游子与旅人,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有的抒发离别相思,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的描写边塞征战,如:"一日三场战,曾无赏罚为。将军马上座,将士雪中眠";有的反映科举制度,如:"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这些诗词在内容上"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谈贫诉苦的心情,不讲论国制朝章",也不热衷于佛理宣传,而着重是描写市民的生活,表现市民的思想感情,具有浓厚的市民趣味,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迎合。长沙窑瓷器上还有些诗词更有十分明显的商业功利作用,如有的瓷器上题写着"上有东流水,下有好山林。主人有此宅,日日斗量金"的诗词,看来这样的题诗瓷器是专门用来祝贺用的。另外如题写着"浮花泛蚁","酒酝香浓"等题词的瓷器是专门适用于茶楼酒家的。可以认为长沙窑瓷器上的诗词,一类是适用特定对象的,一类是根据不同需要而题写的,明确的说是为自身的产品销售而服务的。在瓷器上题写诗词,实际上是以艺术为手段,对瓷器实用性能的一种说明、补充和宣传,用以达到美化瓷器及商业交换的目的。

  长沙窑商品经济意识最强烈的表现还是在对商品广告作用的认识及宣传上。长沙窑瓷器上有这样一首诗:"买者心惆怅,卖者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这首诗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前两句颇有点顾客就是皇帝的意味,后两句则反映了长沙窑的主人们已意识到应该在瓷器题写点什么来打消顾客心中的"惆怅",这实际上是商品广告意识的觉悟。果然,我们在长沙窑瓷器上发现了不少极富商品广告意义的题词,如"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注:"小口"是一种瓷壶的名称)。以产品本身作为媒介体进行广告宣传来看也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在此之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如此具有明确广告宣传意义的材料。

  正如长沙窑善于运用艺术的手段使商品艺术化一样,长沙窑的广告宣传也十分艺术性。如有的瓷壶上题写着"富从升合起,贫从不计来。五文。"在这里把富有哲理的谚语与标价连写在一起,是很有深义的。要明白它的深刻含义,必须联系当时的市场价格情况进行分析。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盘口壶,上面刻写着"价直千文",越窑盘口壶高47.9厘米,长沙窑五文壶高19厘米,两件瓷壶大小相差不到3倍,而价格相差竟达二百倍。由此联系到长沙窑瓷器上题写的谚语,就会明白它在含蓄地告诉人们奢侈浪费导致贫穷,勤俭节约、精打细算才能发财致富,与其去买使用价值一样但价格昂贵的名牌产品,不如买价廉物美的长沙窑产品。可见,长沙窑的商品广告做得颇有心计,善于揣磨和影响顾客的购买心理。

  长沙窑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还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经营上。长沙窑的瓷器在西亚和中亚出土最多,可以认为中、西亚是当时长沙窑出口瓷器的主要市场。根据南宋初年洪遵所著的《泉志》第十卷《大食国载》所载:"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银。"由此看来,长沙窑瓷器出口中西亚应该是有厚利可图。为了打开中、西亚市,长沙窑出口瓷器,有的在形制上仿中、西亚的金银器,有的在瓷器上用阿拉伯文写上"真正最伟大"的题词,更多的则是用西亚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椰枣树以及中、西亚人民所喜爱的狮子、对鸟、葡萄、胡人乐舞等图案作为瓷器的装饰,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心理。正因为长沙窑善于了解海外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要求,并尽量使自己的产品去适应它,迎合它,所以长沙窑才能够成为唐代我国三大出口瓷窑之一,其产品遍布整个东南亚、中亚和西亚。

  长沙窑作为中唐时期新出现的一座民间瓷窑,为其他瓷窑、特别是越窑、邢窑等名窑竞争中,其处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困境和压力却促使长沙窑的主人们产生出比较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而这种意识反作用于长沙窑的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从而提高了长沙窑产品的竞争能力,扩大了其产品的销售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正是长沙窑产品最后能够畅销全国,远销海外的原因。

“红色官窑”主席瓷

醴陵"红色官窑"之谜
  醴陵位于湖南东部,据史料记载,早在1906年,醴陵就有了专为皇室和官府烧制瓷器的“官窑”。1909年和1915年,醴陵“官窑”烧制的“釉下五彩”瓷器先后获得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和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优质金牌,醴陵“官窑”由此写下了一段相当辉煌的历史。
  但这段傲视瓷界群雄的历史并没有维持多久,因“委托非人,开支浮滥,工商倾轧”等原因,醴陵"官窑"很快难以为继,釉下五彩工艺也随之湮没无闻。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有关部门开始重新挖掘探求釉下彩瓷工艺技术。经过有关专家和当地制瓷工艺师傅刻苦攻关,釉下五彩瓷很快得以"复活"。权威部门的鉴定结论表明,“再造”的釉下五彩瓷器原料选材精细,胎体细腻坚硬,透光度好,釉质坚硬光润,胎釉密合极佳,釉色滋润悦目,造型端庄典雅,有“看得见,摸得着,永不褪色”之神秘感,真正达到了“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铁,声如罄”的最高境界,且不含任何铅、镉等有害物质。
  1956年,经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国家财政拨款800万元人民币,在醴陵官立窑场原址上重新建成了全国唯一能烧制釉下五彩瓷器的专业瓷厂--群力瓷厂。从1958年开始,醴陵"官窑"便承担为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烧制瓷器的任务。
  醴陵瓷首次接近我党领导层的“使者”是“胜利杯”。这种通体上釉,杯体带盖,松树图案的“胜利杯”据说是毛泽东亲自命名的。群力窑因这段延续至今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官窑”,而醴陵这个湘东古城也由此成为中国又一大瓷都。
  秘密烧制“毛主席用瓷”
  与江西景德镇中南海用瓷的遐尔闻名相比,醴陵“红色官窑”出品的“官瓷”却似未出土的文物,少有人知。特别是1974年由醴陵群力窑专门为毛主席烧制、被誉为“20世纪最荣耀的中国名瓷”的釉下双面五彩薄胎碗,一直是中外收藏家苦苦寻觅的珍品。
  人们不禁要问:醴陵“毛瓷”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烧制的?又是如何“出笼”的?
  吴连登,原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副科长,有毛主席“管家”之称;肖根如,原湖南省委接待处处长,从1960年起,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除1970年外,毛泽东每年都回湖南),都是由他负责主席的生活安排。两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讲述了“毛主席用瓷”诞生的前前后后。
  1974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在省委九所一号楼住了114天,是历次返乡住得最久的一次。吴连登回忆道:“毛主席虽然年逾古稀,但每天仍工作10多个小时。他最喜欢读书,由于视力不好,就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厚厚的书籍。工作人员发现后,出于对主席的爱护,决定减轻书的重量,就把厚厚的古籍拆开分成几册重新装订。不久,减轻毛主席生活用具重量的工作也提到了有关人员的议事日程。那时,毛主席用的是江西景德镇瓷,走到哪带到哪。这种瓷具很好,但缺陷是有点重。毛主席晚年手有些抖,若瓷器重,就不再适合他老人家用了。”
  另据透露,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为了庆祝毛泽东82岁生日,也曾提议烧制一批专供毛主席寿宴上使用的"贡瓷",作为家乡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祝福。
  肖根如在获知这一消息后,经请示吴连登,向汪东兴提出,醴陵的制瓷水平颇高,能否由醴陵承担此项任务。肖根如向记者坦言:“作为湖南人,我想让主席用家乡的瓷,让他高兴高兴。”
  此次烧制"毛主席用瓷"采用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肖根如谈到:“仅向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平化报告了,然后拿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我与吴连登一起来到醴陵,向群力瓷厂下达了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没有向他们提到是毛主席用瓷。”
  有关部门对这批瓷器的要求是:釉下五彩,内外双面有花;重量轻而结实耐用;保温效果好;无铅毒,不含镉,确保用者健康;永不褪色。
  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先例。据肖根如回忆,这一建议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为的是让毛主席吃饭时心情愉快”。没想到,他这一提,竟造就了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独创。
  群力瓷厂在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之后,立即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多次试制。为保证万无一失,吴连登和肖根如五下醴陵,从瓷泥选材配方到瓷器的重量、大小,从画面构成到彩绘颜料配方、入窑烧制,都在请教有关专家和领导后层层把关。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毛主席用瓷”于1974年11月烧制成功。经有关专家鉴定,该批薄胎釉下双面五彩花卉瓷器晶莹剔透,似玉泥嫩肌般温润可人,各项指标皆符合要求,充分展示出醴陵瓷的独特神韵和空前绝后的制瓷成就。
  此次共烧制成品逾两万件,有关部门从中精选了上乘佳品12cm碗40件带走。
  瓷器很快就呈现在此时仍在长沙的毛泽东面前,“主席用了,非常高兴。”197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82岁生日,23日,周恩来同志乘专机抵达长沙,一是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二是向主席祝寿。两人一起用餐时使用的碗,就是由醴陵群力瓷厂生产的釉下五彩薄胎碗,因这种碗内外均饰有五彩月季花卉,后人称之为“红月季碗”。
  从此,这种“红月季碗”及该批其他醴陵“贡瓷”一直伴随在毛泽东的身边。吴连登至今记忆犹新:“他老人家天天用,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顿饭,用的也是这种碗。”
  "毛瓷"设计师细说当年
  据曾多次主持主席瓷试制生产工作的原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所长李维善回忆,所制主席用瓷均是由他经手送到湖南省委,再由省委派专人护送到北京丰泽园毛主席住处。但是,当问到釉下双面五彩“红月季碗”是谁设计绘制时,他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由于当时烧制此批瓷器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要求绝对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所有的模具、制瓷的泥料配方,设计图纸等均作为极为重要的绝密档案收存入库,许多当年参与“毛瓷”制作的人皆语焉不详。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获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此“神秘人物”乃是时任群力瓷厂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李人中。
  至今,在他的家中,仍保留着一份已经泛黄的彩绘线描主席瓷碗设计图稿。
  李人中1965年开始陶瓷美术专业设计,先后担任过北京天安门用瓷、人民大会堂用瓷、中南海用瓷的设计制作。
  李人中老人回忆道:“当时,花面设计的要求是要突出政治,即政治挂帅,要有全国代表性,12cm碗内要求有花。为设计出合适的花面,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内心十分焦急。到底怎样设计?取什么题材?怎么也理不清思路。我老伴看到我如此不安,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将这件事告诉她后,她同样很担心。过了一会,她试着对我说:"可不可以设计月季花画面?因为月季花又名月月红,象征全国山河一片红。"我听后,觉得有道理。月季花在我国的大江南北都适宜种植,有全国的代表性,政治象征意义也很强。当时的提法是:元月份开门红,五月份是红五月,大战七、八、九,实现全年满堂红,祖国山河一片红。设计思路打开以后,我很快就拿出了设计图稿交上级。一个星期后,经上级审查定稿,同意投产。”
  李人中还清楚地记得,“任务完成后,为了奖励参与制作者中少数几个成绩突出者,厂党委经请示上级同意,每人发了一件次品瓷器以作纪念,余下的全部销毁。”也就是说,近两万件成品“毛瓷”,除40件被带走的上乘佳品,其余的都已不复存在,这为“毛瓷”蒙上了另一种神秘色彩。
  尤其神秘的是,由于毛主席用瓷是专用品,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所以,醴陵自1974年为毛泽东烧制专用的釉下双面五彩薄胎瓷以后,就再也没有生产制作主席用瓷,“毛瓷”因此成了“绝品”。
  另据记者走访得知,在醴陵“毛瓷”诞生不久,用以烧制“毛瓷”的那座方窑即被拆掉,而制作"毛瓷"选用的湖南洪江(地名)大球泥(这种泥粘度好,质地白,烧制瓷器成形好,透光好,是制瓷的优质上等泥料),也因慕名的过度开采而在一年后绝迹……为当地平添了许多神话式的传说。
  正是因为上述多种原因,醴陵“毛瓷”存世特别稀少,且以官藏为主。据了解,醴陵“毛瓷”绝大部分收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南海丰泽园等处,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这也是藏界珍若拱璧的原因之一。(王剑平)

    附:毛主席的生活用瓷俗称“7501”瓷。共烧制碗、碟、茶杯、茶缸、烟灰缸、水盂、印盒、笔筒、餐具、文具釉上彩釉下彩瓷各三套,每套140多件。据说釉下彩餐具是供主席单独用餐时使用,釉上彩餐具用于主席与家人和宾客共餐。
    目前收藏市场还可以看到“7801”瓷,那是1978年的产品,无论画工,用料,制作都比“7501”瓷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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