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早期制陶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项重要的资料： 在这以前，论述我国古代早期制陶术时，都把主要焦点集中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上。1973年浙江省博物馆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时于第四层出土了许多灰胎陶器，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7000年。李家治等同志对该类陶片进行显微观察，发现陶胎中有不少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他们认为是将植物茎叶燃烧炭化后再拌入泥料成型③。而我们则以为直接把细碎的植物茎叶拌入泥料成型的可能性更大(否则将难以在焙烧后的陶胎中辨认它炭化前的形态)。植物纤维的掺入，一方面可以使泥料减粘，便于成型，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制品在干燥收缩和低温焙烧时减少坼裂。这一发现，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早期陶器成型工艺的认识。因为如果把单一的粘土涂抹在编制的容器外壁，干燥收缩时极易坼裂，难以烧成理想的器皿。 1977年，河姆渡二期发掘时又于西南角探方第三层(约六千年前)出土了木质的圆形器，其上端台面的木纹与一些出土陶器底部的痕迹相近．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鸿勋先生鉴定为制陶的转盘④。过去人们对原始制陶器具只知道从慢轮到快轮的一个演变程序，随着该类器具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在有轴的慢轮出现之前，还使用过一种无轴、无固定圆心的转盘。盘的下端内收，便于旋转。它的应用，一方面表明先民们在盘筑陶坯时已不需时时变换位置，另一方面又揭示了陶轮发展――即慢轮出现之前的重要一环。 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硅酸盐化学工作者对历代的陶瓷器的胎釉组成与烧成温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与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他们在测试郑州商代前期遗址出土的硬质青釉器时，发现釉内CaO的含量高达20％，―判断是“石灰釉”。但由于除石灰石外，尚有含钙的粘土，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仅凭瓷釉中氧化钙的含量就断定为石灰釉,显证据不足。1977年，黄石麟先生和已故的学者李锡经先生及山西的有关同志在发掘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时，也发现了类似商城的硬质青釉器①，并在该遗址的住房中发现了“白灰面”。经对白灰地面进行测试，确定为石灰②。笔者认为：原始青瓷和石灰地面的发现,一方面说明了石灰作为釉的助熔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为釉的起源和发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因为沾有石灰的粘土掉入火坑容易变成钙玻璃体。也许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启示，先民们才懂得应用这些物质配成了最早的青釉。石灰的发明与应用不仅与建筑史关系密切，而且对于瓷釉的发明尤具重大意义。 对钧窑瓷釉的研究，是近年来的另一重要获。1976年，山东淄博市硅酸盐研究所刘凯明等同志对宋、元钧釉进行了测试，认为它是一种液―液分相釉，其美丽的乳光和兰色是釉中的分相液滴引起的光散射效应③。此后，上海硅所又进一步作了测试，亦认为钧釉中Fe2O3，特别是P 20s对釉的二液相分离起着特殊的作用④。联系河南省博物馆发掘钧台窑时，在宋代地层中曾发现不少牛骨，进一步证实了当时人配制这类特殊的瓷釉是靠掺入动物骨灰引入P2O5的。 1960年,周仁等同志测试景德镇古代瓷器时，发现其五代白瓷胎的化学组分与景德镇地区瓷石的平均化学组分较为一致，唯A12O3含量稍高一些，因此他推测这类白瓷可能是用瓷石一种原料或瓷石掺入少量的高岭土制作而成⑥。1981年发表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证：甫宋文献《陶记》记宋代景德镇陶工制备瓷胎仅使用“石泥”一种原料;文中所列瓷用原料产地，均为瓷石矿区，而仅瓷石一种原料又完全可以制成瓷器。因此确定：在宋代或宋以前的景德镇陶工仅使用单一的瓷石制造瓷器。由此可知，景德镇最早出现的洁白而透光度极为良好的符合现代瓷器标准的白瓷，是由瓷石制作，而和高岭土尚无联系。又，1981年刘新园、白 同志在全国粘土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景德镇高岭土应用史考》一文，考证高岭土在元代始引进瓷胎，确立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景德镇瓷器在这时才有了质的飞跃――由软质瓷逐步过渡到硬质瓷。该文还考证元代文献中的“御土”和明代文献中的“麻仓土”就是高岭土。而国际通用的Kaolin的命名地――高岭山的高岭土则开采于明万历间。1712年法国神甫殷宏绪著文把它的名称、形态与用途介绍到西欧，乾隆后期在国内始成为专门术语。 除以上陶瓷胎釉原料的研究之外，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还对我国著名的几种釉下彩和釉上彩料进行过测试。《中国陶瓷》1981年2期发表了陈尧成、张志刚、郭演仪《景德镇元明青花的着色和显微结构特征》一文，认为元代及宣德时采用的是低锰、低铝、高铁、高钴的青花料；明中期以后使用的则是经过精选煅烧的高锰、高铝、低铁、低钴的国产青料。作者注意到青料中铝氧的含量，比过去的测试更为细致。 又，张志刚、陈其兰、张福康同志测试清代釉上彩绘瓷器，发现康熙珐琅彩的助熔剂为硼、铅，其黄彩的着色剂为锑、红彩为金，并采用氧化砷作乳浊剂。在化学组成上和我国传统的以铅作熔剂的明五彩和康熙硬彩差别很大，联系清造办处档案，应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珐琅彩料①。 在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除了以古陶瓷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之外，还注重古代窑炉遗迹的发掘和窑具方面的研究。 在窑炉方面，继五十年代发现东周战国时代的后壁带有烟囱的馒头窑以来②；1977年在浙江上虞发现了东汉烧造青釉器的龙窑③；近年来又在龙泉发掘了宋元时代的龙窑④；广东潮州、惠阳北宋窑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阶级窑⑤；湖田窑发掘的元代折腰窑是今天镇窑(蛋壳窑)的前身，其明中叶的马蹄窑与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中记述的“青窑”的形制一致，而葫芦窑则与《天工开物・陶埏》中的插图吻合⑥。如果从窑的形制这一角度观察，似以景德镇的变化得最快，而以浙江最为保守。 在窑具方面，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隋代湖南湘阴窑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的一个窑场。我们知道，匣钵，是陶工们为了提高产品的烧成质量，充分利用窑室高空装烧制品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辅助工具。它的出现，无疑是陶瓷工艺史上的大事，又是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最明确的标志。但令人费解的是，浙江境内的同期窑场为什么不见这类窑具呢?《考古》1974年第6期发表了《景德镇宋元芒口瓷器与覆烧工艺初步研究》一文，作者在文中根据遗物复原出一种“支圈组合式的覆烧窑具”，这种窑具具有匣钵与垫饼的双重作用，使用它装置制品，比使用匣钵提高窑室竖向堆叠密度约4．6倍，节约燃料四分之三，它的出现是我国窑具史上最大的―次改革。由于景德镇的这类窑具师法北宋定窑，因此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定窑的装烧技术以及定窑与景德镇窑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1980年，刘新园、白 同志在景德镇湖田窑发现粘连而密封的北宋多级覆烧垫钵的垫阶与瓷器的芒口间撒有一层针状粉末，怀疑为谷壳灰，他们提请轻工部陶研所赵达峰等同志进行化学分析与显微观察，证实了这一推断。谷壳灰的应用标志着我国勤劳勇敢的陶工们竟然在最易燃烧的有机物中找到了一种十分有效而又别致的耐火材料⑦。 同年，景德镇匣钵厂吴长济、胡冰淑同志分析湖田窑元代匣钵时，发现匣钵的化学组分中有3．67％的MgO⑧，其岩相中有―定量的堇青石，这样的匣钵要较以往不含镁的半硅质匣钵膨胀系数为低，热稳定性提高，延长了使用寿命。而国外人工合成堇青石材料却要晚到18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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